上海名厨变成宁波破烂王拾荒助困的别样晚年
一条被无数人留言“致敬”的微博最近红了。说的是宁波一对九旬夫妇捡馒头充饥，捡破烂卖钱，近20年来没添过一件新衣，月开销不足100元，却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行善，将自己的退休金和拾荒所得悉数捐出。顺藤摸瓜，意外发现，微博中的男主角，94岁的戴行舟，曾是上海滩“厨神”，后被外交部挑选为驻外使馆的大厨，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，才回到宁波老家，近十年来“迷”上了拾荒。
从名厨到“破烂王”，这位老人和他的老伴，经历了怎样的人生？
他的大勺，征服过不少名流之胃，但这些曾经的辉煌，在他老去的岁月中，渐渐变得不值一提。
现在，94岁的他，每日牵挂和借以慰藉的，仅是他家楼下那2只橘色的垃圾桶。
那些被人扔弃的东西，在他眼里都成了“宝贝”，它们将是他和老伴每月“进账”中的一部分，也是老两口用以行善的一部分。
“守摊”岁月
宁波鄞州区芝兰新城内，有一片区是8年前鄞州区市政拆迁户们的安置房。对于94岁的戴行舟和他92岁的老伴王阿毛而言，从农房到楼房，成不了他们的“兴奋点”，所不同的是，原先在农村，几无破烂可拾，而今小区内，上百个垃圾桶，任凭两位老人“淘宝”。
当记者走进这对九旬老人的住所时，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。二室一厅的屋子内，几乎就是个小型垃圾场，客厅、次卧、卫生间和厨房内，堆满了旧衣服、可乐瓶、快餐盒等。
正是下午4点，戴行舟已在吃晚饭。这位曾领略过无数上等食材的前上海国际饭店大厨，他的晚餐，简陋得令人不忍卒看:一碗泡饭，一碗点缀着零星几瓣黑木耳的红烧萝卜，便是全部。
更让人心中一颤的是，萝卜竟是捡来的。老太王阿毛在旁念叨，扔了“交关可惜”，因此便拾了来，居然烧出了两大碗，“够吃好几天了”。
正说着，老头子粗茶淡饭完毕，天色未暗，居然嚷嚷着要睡觉。这个“小型垃圾场”内，寒碜得几无家电，房内也只装了黯淡的节能灯，既无电视机可看，亦无足够的照明。那么，这即将到来了的夜幕下，除了睡觉，确也无事可做。王阿毛告诉记者，老头子一般下午5点不到便睡下了，随后到半夜三点起床，去厅里，慢慢吞吞地收拾捡来的垃圾，分类装袋，这是他极为享受的过程。凌晨4点一过，他便要坐到楼下那2只垃圾桶对面，候着，随时准备收获“宝贝”。
记者次日早晨8点再次来到芝兰新城，果然，戴行舟早已静坐在楼下那把破旧藤椅中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垃圾桶，藤椅上系着几个空塑料袋，是随时用来分装垃圾的。很快，有人往垃圾桶内扔下2个废纸箱，戴行舟按兵不动，待人走远了，他即刻起身，将纸箱提了来，归置到自己脚边，复又淡定坐下。
一上午过去了，老人多次起身、坐下，“收获”不少。有邻居凑上前，笑他，“老爷子，鞋子这么脏，还不换一双？”他曾中风过，老脸略一抽搐，悠悠地，从塑料袋中拿出一把刚捡来的马桶刷，低下身，在同样捡来的布鞋鞋面上，刷了又刷。
周围邻居告诉记者，除了雨雪和刮台风的天气，除了吃饭和睡觉，两年来，老头子几乎天天守着这“摊位”。
哪怕，是在楼上吃饭那一刻半会儿，老头子也不忘透过窗户紧瞅着楼下。他九旬高龄眼却不花，一见有人扔“宝贝”了，赶紧招呼老太:“你腿脚好，快下楼帮我捡上来……”
拾荒助困
戴行舟而今的行动受限，源自2年前一次出门。那天，他在楼梯上被一块香蕉皮滑倒，骨盆骨折，动了手术，元气大伤。恢复过来后，他已必须依赖拐杖，行走的范围，也仅局限在楼上、楼下了。
若换作过去，他可是整个小区内转悠，一个垃圾桶也不放过。“丰收”之后，他骑着三轮车，将“宝贝”们拉去废品回收站卖。据知情者讲，收成好的话，一年能换回1万块钱。
这对“破烂王”，是“差钱”吗？其实不然。戴行舟享离休待遇，随着养老金的逐年递增，目前每月能拿5000元，而老伴王阿毛所领取的农村“大队劳保”，这几年也涨到了每月700元。他们乐此不疲于拾荒的动力，除了节俭持家、反对浪费之外，也希望通过拾荒所得来资助贫苦者。
记者不忍对二老过分打搅和刨根问底，便在小区内转悠，随意一问，便能遇上受到过二老帮助之人。正在晒太阳的柳方庆老人，是戴行舟拆迁前所在董家村的邻村李花桥村村民，他也因拆迁被安置到此。多年前，他的胃因病切除，花去不少医药费，但他未到退休年龄，领不到劳保，老婆又身有残疾，生活捉襟见肘。当年，酷爱读书的女儿柳春玲自鄞州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广东中山大学，是戴行舟夫妇每年资助柳春玲1200元钱供其上学，连供3年，直到大四，女孩开始实习有了一定收入后，助学才停止。而今，柳春玲已大学毕业进入银行工作，视戴行舟夫妇为恩人。
农民工也是戴行舟夫妇重点帮扶对象。刚离开柳方庆，记者又遇雷晓芳，她在小区内做了7年的保洁员，靠每月不足1600元的微薄收入，养着18岁的儿子和年仅6岁的女儿。雷晓芳对记者说，戴行舟夫妇经常会将小辈孝敬的水果转送给她，过年就常以给小女压岁钱的方式资助她，“有时，王阿婆捡到衣服，只要没破，就洗洗干净，特意送来给我和孩子穿。不仅仅是送给我啦，但凡晴天，阿婆总要搬来一大块木板，身边放上一大桶水，在自家楼下洗捡来的旧衣、旧鞋，然后送给附近的农民工穿。”
戴行舟夫妇原先村里的老邻居李桂芬也忍不住向记者反映，跟二老完全不搭界的人有困难，只要被老人听说了，他们都会主动相帮。几年前，王阿毛和戴行舟听自己的外孙说起，钟公庙街道有位右腿截肢的残疾工人，靠在冷冻厂剥豆维持生计，他们立马掏出500元送去。此后每年春节前，这位残疾工人都会收到二老的捐助款。甚至，在北仑的一名乞丐，听说了二老的善举后，每年两次来鄞州区向戴家求助，老两口从不回绝，每次都会事先准备好衣服、鞋子以及乞丐回家的路费。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，这些年来，王阿婆走在路上，兜里常会备些钱，对那些素不相识的贫苦对象，她往往50元、100元地送。
王阿毛现在只觉物价涨。她跟记者念叨，以前老头子在外工作时，每月15元的工资寄回来，她拿出几块钱资助村民，“那时钞票值铜钿，几块钱好管人家一个月的温饱”。可而今，二老的“出手”也必须与时俱进。居委会社工刘姬飞告诉记者，汶川地震，老人捐了2000元，最近菲特台风又捐了500元，“尤其是菲特台风，戴老听说余姚几乎淹了，急急赶到居委会，说身上就500元现金，若不够的话，他再去银行取。”
多年来两位老人究竟捐了多少钱？王阿毛完全一笔糊涂账。
“好邻居”和“好外孙”
今年76岁的董学明，跟戴家门对门，也算受尽“邻居之苦”。
董学明说，小区内一个闲置的车库，已经被戴家塞满了垃圾，这还不够，他们捡来的泡沫塑料、废纸等，常会堆放在楼梯、过道上，“冬天还好，一到夏天，我家压根不敢开门，否则风一吹，垃圾和臭味全跟着一起‘飞’进来。”
但董学明笑称自己好脾气:“看在戴老做善事的份上，能不忍吗？中国好邻居，非我莫属了。”
有时候，董学明当真看不下去，“垃圾桶里半瓶矿泉水，他们仰着脖子就喝下去；人家剩下半碗盒饭，也毫不介意，掏出来就吃；发霉的馒头，老太婆总是放在太阳底下，晒干了，变硬了，再放进冰箱，好储藏更多时间。”邻居常劝戴行舟夫妇，吃破烂太不卫生了，但大家都很纳闷，从来没听说二老拉肚子，也很少见他们去医院。老邻居李桂芬平时会帮王阿毛配点高血压的药，除此之外，还真不知两位老人有啥其他毛病。而王阿毛在跟记者聊天时，会有突然之举——坐在地上，将脚趾贴到头顶，以证明自己筋骨好。老人坚信，好人好报，这是他们不得病的原因。
助人时老人慷慨大方，对自己却太过吝啬。几十年来，老人没有添置过新衣服，最贵的消费就是每月几十元的水电煤，平日伙食，除了外孙辈们和邻居们经常送些过来之外，基本靠从垃圾桶里“淘”。腿脚尚利索时，有回戴行舟去银行取退休金，由于早早就候在了银行门前等开门，竟被当成了要饭的，被施舍了几块钱。回家后，戴老把这当成笑料，告诉了对门邻居董学明听。许多邻居不忍，就在记者采访的那天上午，有位阿姨买菜回来，拿出其中一捆，悄悄放在了戴家门口。还有居民要扔纸箱等废物时，舍近求远，专门扔到戴家楼下的垃圾桶内。
骨折后，戴行舟将在全小区转悠的重任托付给老伴，他也无力再蹬着三轮车去卖废品了，这让他郁闷颓丧了好久。屋内的垃圾日渐堆积如山，王阿毛唯有使唤大外孙帮着卖。大外孙开着外贸公司，所幸，这位小有成就的老板，并未出于常情地认为外公、外婆的做法是“给家里丢脸”，孝顺的他不想拂了外婆的意，硬着头皮将自家豪华私家车装着垃圾去卖。
老人无子嗣
戴行舟面对记者，不愿多交流，但当记者跟他说起上海国际饭店时，他脸上闪过一抹自豪，并指着对面一幢20层的高楼说，“国际饭店嘛，也就跟这幢楼差不多高了。”
说完，他又有些发呆。或许，静坐在楼下那么长时间，要靠回忆来打发。或许，他的思绪曾无数次穿越回壮年，伴着那座保持“远东第一楼”之称半世纪之久、令众人“仰观落帽”的上海国际饭店，见证过十里洋场灯红酒绿、层层奢华，也旁观过那些西装革履、仪表堂堂的名流们来来往往、杯盏交错。
看得出，戴行舟年轻时身材魁梧、相貌堂堂。从他的只言片语中，记者也片段地了解他的人生。只知道，他少年出道，在宁波当过修鞋匠，此后来到上海，先是在赌场做事。那时，他抽烟、喝酒，但进入上海国际饭店当大厨后，他竟一概戒了。也听他说，解放后，他给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做过菜，以后他去了北京。他屋内的2个樟木箱内，都是他当年在外工作时，随同前往南斯拉夫、捷克等国时的制服，老太婆赞道:“那可都是代表国家形象的啊！双排扣，挺括得很！”不过，老头子对这些制服视若珍宝，都压了箱底，平日只穿老太婆捡来的旧衣服。
记者还了解到，王阿毛13岁时，就做了戴行舟家的童养媳，20岁，她正式嫁给了戴行舟。两人曾有一个男孩，但出生后1个月即夭折。王阿毛每每说到此，便忍不住泪水涟涟。戴行舟后来由于工作需要，从上海到北京，再驻外，每4年才能回老家一次，夫妻俩此后再无子嗣。王阿毛目不识丁，丈夫辗转多地，她自认为无权跟随，于是独自留在宁波老家，承担起照顾公婆的重任，并和三叔共同耕作18亩地。在几十年的留守岁月中，王阿毛无比疼惜孩子，相继帮着乡亲带大了6个娃。
在带大6个娃的同时，戴行舟的弟弟也将一女过继给哥哥，夫妻俩当然视如己出。然而，继女在55岁时病故，两位老人深受打击。现在，经常前来照顾二老的，都是这位继女留下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他们都唤二老为“外公”、“外婆”。
戴行舟62岁退休，执意回乡。王阿毛说，有关部门辗转找到二老，希望二老留在北京幸福苑安度晚年，但二老婉拒了。或许，对于戴行舟而言，在外漂泊了半辈子，最向往的还是落叶归根。
他觉得目前的生活，完全不需要攒钱。他自己是离休的，看病住院，国家都给报销，老伴则有“大队劳保”，看病也只要自负40％。看得出，王阿毛对丈夫很崇拜，支持他所有想法，是典型的“夫唱妇随”，她说出大实话:“只要老头子不死，一定会把好事进行下去。但假若老头死了，我就不捐了，拿着‘大队劳保’，我要自己过活。”
“被需要”的幸福感
如果顺着戴行舟夫妇的“别样晚年”这条线索继续调查，会发现拾荒行善的老人，在全国并不在少数。
2010年就有媒体报道，当年，盐城一名82岁老人张忠泉作出惊人之举，将自己多年捡破烂所得10万元巨款，捐给盐城慈善总会，而他自己每天的伙食不超过2元钱。
还有山东九旬老人刘盛兰，近20年来靠拾荒帮扶了100多名贫困学子，被称为“最美老人”。他多年来最奢侈的消费之一，便是花180元，订了一份晚报，以便在报上寻找需要帮助的贫困学子。
有人在这些行善成痴的老人当中寻到了共同点，就是他们或无子嗣，或妻离子散孑然一身，由此分析，假若子孙满堂，他们或许不会如此忘我行善。
果真如此吗？
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耿文秀不认同这种推断，她认为这是对老人的“贬低”。她说，并非因为老人无子女才去行善，只能说因为无子女，老人行善更加了无牵挂、无人阻挡。“行善，其实是许多老人的一种内心追求，但一般而言，子女愿意遂老人心愿的不多，多的是横加干涉。故而，有子女的老人大数额捐款的事迹很少见诸报端。但也有其例，譬如华师大中文系百岁教授徐中玉捐出历年积蓄和稿费所得100万元，设立基金，用于资助贫困学生，这一壮举，就是他同女儿协商决定，得到家人支持的。”
耿文秀告诉记者，无论是戴行舟、徐中玉还是刘盛兰、张忠泉等老人的壮举，都充分证明，人到老年，经历了漫长的人生风雨、坎坎坷坷之后，他们对于生命价值的追求较之于年轻时，有了更透彻的理解。“理性的老人，越走到晚年，越会问自己，活着为了什么？那些年轻时所看重的物质、外在的名与利等，到了老年皆成过眼云烟。他们会更看重心灵的满足，追求一个人的价值实现。中国之所以有‘死不瞑目’的说法，就是因为许多老人临死前，个人的追求仍未得到满足。”
专门从事老年人心理研究的耿文秀通过长期调查发现，恰恰是那些见过世面之人更能够“放下”，而现今所流行的“土豪”，正是内心脆弱、自卑的表现。人越脆弱，越自卑，就越要用“土豪金”来将自己装点得闪闪发光。相反，盐城的拾荒老人张忠泉，工作时曾被评为江苏省先进工作者、江苏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，而戴行舟老人，给不少社会名流、国际友人做菜，都是曾经风光，经历过“大场面”之人，才不会在乎被人嘲笑寒酸、抠门，才会疏于对自我的照顾，不在意过着低水准的生活，只关心自己的内心感受。他们的内心感受，就是“被需要”。“随着老人来日无多，‘被需要感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满足与幸福。许多老人宁可任劳任怨，也抢着帮子女带孩子，正是因为想在‘被需要’中获得认同。同样的，拾荒老人能够靠自己所得，资助那么多的贫苦者，更是一种高尚的幸福。”
耿文秀建议，社区社工或邻居，应该帮助戴行舟去满足这种高尚的快乐，比较可取的办法，是将小区里的瓶子、纸箱等可回收物直接送到老人附近，让老人继续享受“被需要”的欢愉。万一哪天，老人因病无法再外出拾荒，可能就会断了他们的精神支柱。在此情况下，应该多给老人送去一些受到老人帮助之人的感激之语、赞美之辞，从而使老人最后的岁月能够延续怡悦。
就在截稿前，记者从钟公庙街道工作人员处获悉，最近由于二老一下子“火”了，包括媒体在内的来访者，让二老精力上着实有些吃不消，老太血压升高，老头也身体不适，这几日虽都是大晴天，但他们都不怎么出门了。
低调的他们，默默付出，是因为施比受更幸福。如果风烛残年的他们本就满足于此，再无更多奢求，我们，又何必再惊扰他们？